赵一曼在1935年11月于黑龙江珠河县山区执行任务时负伤并被日军及伪军俘获。当时，她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的政委，右臂和腿部均中弹，身体状况极其虚弱，却依然被押送至珠河县公署进行审讯。日军不只是想确认她的身份，因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群众工作和抗日武装组织的干部，赵一曼掌握了大量关于地下党员、抗日战士的情报，因此他们试图通过酷刑逼她吐露秘密。

赵一曼的原名是李坤泰，生于1905年四川宜宾。1926年，她积极参与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并不是常见的“黄埔军校”毕业生，而是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受过教育，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军事训练。这段经历使她不仅具备了政治工作能力，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素养。回国后，她在宜昌、上海和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，因革命原因，她与儿子宁儿不得不分离，选择了为革命牺牲个人家庭的幸福。

自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赵一曼被派往东北进行抗日工作。她在哈尔滨积极发动工人，组织宣传，并参与电车厂和电厂等行业的斗争，甚至将抗日宣传单送进日伪机关。她逐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，并因此被悬赏捕捉。在珠河县，她经常身着朴素，深入农村了解民情。乡亲们只知道她这位“李姐”直爽，有能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。她鼓励妇女缝制军衣、筹集物资，并建立了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网。

赵一曼不仅在后方从事宣传工作，还曾担任抗日部队的政委，常常与战士们共同行军和宿营。她很清楚部队与群众之间的需求，因此在队伍中很有威望。她曾告诉战士们：“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。”这句质朴的话道出了她的工作理念。

然而在1935年的秋天，她所在的部队在珠河县遭到围攻。为了保全有生力量，她决定让团长带领重伤员先撤离，自己留下来掩护。战斗结束后，她在撤离时再度受伤，藏在一间空屋中，但很快被日伪军发现并捕获。

被捕后，赵一曼在珠河县公署及哈尔滨等地经受了无情的审讯。档案材料显示，敌人对她进行了长时间、反复的刑讯，以迫使她交代组织关系及部队情况。其中一次刑讯从下午持续到深夜，敌人用竹签刺入她的手指，接着又用更粗的签子，以至于铁签，导致她伤口不断出血，却依然未能得到任何情报。牢房内的惨叫声让其他拘留者感到恐惧，但赵一曼却始终坚决不透露任何关键信息。

这种非人道的折磨不是短暂的痛苦，而是反复进行。每当她的伤口稍微得到处理后，审讯即刻重新开始；她即便昏厥过去，敌人仍将其强行唤醒。日伪特务还使用了电刑、鞭打等残酷手段，试图摧毁她的意志。虽然她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，但敌人始终未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口供。她曾对审问者坚定地表示：“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信息。”这句话虽然简单，却清晰表明了她的决心。对一个伤势严重、失血过多的人来说，持续的抵抗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，而是在每一次审讯中都需重新做出的抉择。

赵一曼后来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接受治疗，她合理利用看守和护士的同情，逃出了医院，准备前往抗日游击区。然而，她的逃亡计划未能成功，途中再次被捕。而协助她逃跑的看守和护士也因牵连受到惩罚，但同样未透露出有用的信息。

再次落入敌手后，赵一曼遭受了更加严密的看管及审讯。尽管敌人明知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却依然加大了刑讯力度。尽管她的身体已近崩溃，精神仍然坚定，日伪最终意识到无法从她身上获得情报，决定将其处死。1936年8月2日，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县小北门刑场，英勇就义，年仅31岁。在她临刑前，心中最牵挂的仍是自己的儿子宁儿。留给孩子的遗书字迹匆忙，她写道：“母亲不需要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只需用行动来教育你。希望你长大成人后，不要忘记你的母亲为国牺牲的事实。”